最近与西欧的两三位政治分析师见面时,他们问我,为什么在罗马尼亚,选举似乎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这个问题让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如果我们看看现在许多欧洲国家,选举似乎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解决太多问题。尽管如此,我们看到,在公众偏好的方面,一股不满情绪正在重新定义政治意见,并在某种程度上将其从基于主流意识形态和更精英化政党的经典偏好中转移开。欧盟内部的特殊趋势是与联盟重新谈判合同。最悲观的人在这里看到的是人们对民主运作的接受方式的转变。事实上,在专业文献中,关于民粹主义、主权主义、激进主义的定义以及它们之间重叠程度的讨论简直是一场疯狂。
我们是否正在经历西方世界民主和选举制度的重新定义阶段,还是仅仅经历了一场比社会学家预期的更长的不满潮流,这还有待观察。新的传播手段无疑对政治营销和公众参与辩论产生了影响,但一切都不能仅仅归结为这一点。对民主制度和机制的缺乏信任在西方世界是长期存在的,几乎是几十年来唯一的常数,这些年间经历了相当灵活的行政、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安排。
事实上,公众的投票要求过于频繁,承诺的事情太多,自然,现实中的变化,尤其是积极的变化,无法跟上承诺和期望。在某种程度上,民主的创造者和管理者出发于人是天生民主的这一理念,而社会要么忽视,要么忘记教导普通人以民主的态度和对日常生活的看法。逐渐地,民主被混淆为选举营销。公众的其他部分已经脱离(缺席问题),直到他们对政治失去兴趣,才在危机时期愤怒地重新参与政治。
关于投票理论作为理性或情感选择的文献也非常丰富——讨论得如此之多,以至于今天看来这种区分相对简单。让我们记住,在某个时刻,甚至总统约翰尼斯,他公开沟通的频率相当低,给中右翼的政治家们上了一堂选举分析课,告诉他们选举是通过情感赢得的。这种轻松幽默的干预,尤其是因为情感并不是前总统的专长,尽管我们可以说他在选举中受益于公众的情感。
总之,选举也是一种仪式,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超越教义、政策、明星、广告和选举短片,超越作为政治法律规范系统的选举规则,我们必须理解,我们进行选举不仅仅是为了计算选票。在一天结束时,更确切地说,在那天晚上,大家都在看电视,观看民调的表演,无论好坏,甚至比观看重大比赛还要热切,国家在选举阵营之间的象征性战争后团结起来,第二天早上又重新开始,面对一些无论如何都会被大家诅咒的领导人,直到下一个选举周期结束。某种程度上,这个故事在我们这里缺失。